“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，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在‘良知’。而集中体现王阳明良知精神的著作是《传习录》。”因此，要想了解王阳明，首先必读《传习录》，以领悟其思想精华；其次是读《阳明先生年谱》，以把握其生平事功及思想发展的脉络。
《传习录》的成书经过
在上世纪80年代，我与钱明、董平、姚延福诸先生合作编校了《王阳明全集》上下册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初版发行,2011年和2012年，该社又分别出版了分为上中下三册的精装修订版和平装简体字版。《全集》前三卷就是我标点的《传习录》。其后是《文录》，《别录》、《外集》、《续编》、《补录》等阳明原著及《年谱》、《世德纪》等后学附录著作，凡四十一卷。《传习录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上卷是王阳明与众弟子的论学语录汇编，阐述了其格物致知、心外无理、知行合一、明德亲民等观点，中卷是与顾东桥等论学书函八篇，及《训示》《教约》二篇，着重讨论了知行合一、致良知说的内涵与意义。下卷是论学语录，附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主要论述知行合一与良知“四句教”及朱陆异同。可以说，《传习录》三卷是阳明良知心学的主要载体，是王阳明思想精华之所在。
《传习录》之得名，当源自于《论语·学而》所载曾子言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，传不习乎”一言。其编辑、刊行过程则相当复杂。最早是由王阳明首座弟子徐爱所编。徐爱自正德七年（1512年）王阳明41岁在京讲学执弟子礼起，陆续记录了王阳明论学的谈话语录，编为《传习录》一卷，但未刊行。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，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一卷与自己所录一卷、同门陆澄所录一卷合刊于江西赣州，定名《传习录》，凡三卷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十月，阳明弟子南大吉合薛刻《传习录》与己所收王阳明论学书函若干篇，成《续刻传习录》二册五卷，刊行于越中（今绍兴）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，阳明弟子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《阳明先生遗言录》加以删削，与他和王畿所录合编为《传习续录》刊行于宁国府（今安徽宣城）“水西精舍”。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年），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，与薛刻《传习录》合编为三卷。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，御史谢廷杰巡按浙江，汇辑刊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，以徐爱、陆澄、薛侃所编《传习录》为上卷，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函8篇为中卷，以钱德洪、王畿所编《传习续录》为下卷，附入王阳明所编《朱子晚年定论》。这就是《王文成公全书》本的《传习录》，也是后世几种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和《王阳明全集》所收录的通行本上中下三卷《传习录》的蓝本。但王阳明弟子众多，所记师说各有异同。例如，阳明弟子朱得之记述的《稽山承语》，则多不见于今本《传习录》。此外还有现代日本学者佐藤一斋所辑《传习录栏外书》和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的《传习录拾遗》。我们将这些辑佚、补遗的王阳明讲学语录都编入了《王阳明全集新编本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）第五册第三十九卷。在各种《传习录》版本中，就内容而言，仍以浙江古籍版搜罗最全，就版本准确、校勘谨严而言，则以上海古籍版2011年上中下三册简体字版最佳。
《传习录》的思想精华
王阳明是伟大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教育家。他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，被誉为“真三不朽”者，其思想贡献尤其卓著。其良知心学远承孟子，近继陆象山，而自成一家，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，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。所谓阳明学，就是由王阳明创立、其后学传承光大、合“良知”本体论、“致良知”方法论、“知行合一”实践论、“亲亲仁民”民本论四位一体的良知心学。《传习录》三卷的内容集中体现了阳明学的具体内容。现择其思想精华概述如下：
一是“良知即天理”的良知本体论。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“心即理”的“心”本体论。但他进一步探索了“心之本体”的问题，如答徐爱问时说：“知是心之本体。心自然会知，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，此便是良知，不假外求。”又说：“心之本体即是天理。”（《传习录上》）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“心之本体”即良知、良知即天理的观点。他说：“某于良知之说，从百死千难中得来，非是容易见得到此”。可见，“良知”二字，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是确立道德理性的“心”之本体，这个“良知”，从根本上讲就是道德自觉。
二是“致良知”的方法论。在王阳明看来，所谓“天理”就是内存于心的“良知”，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“致良知”，就是用天理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，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，这就叫“致良知”。王阳明说：“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，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。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谓天理也，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”（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）王阳明的《咏良知》诗说：“个个人心有仲尼，自将闻见苦遮迷。而今指与真头面，只是良知更莫疑。”又说：“千思万虑，只是要致良知。”（《传习录下》）“吾平生讲学，只是致良知三字。”这都说明，“致良知”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，也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宗旨。
三是“知行合一”的实践论。王阳明说：“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。圣学只一个工夫，知行不可分作两事。”（《传习录上》）又说：“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？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？”（《传习录中》）“我今说个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，发动处有不善，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，此是我立言宗?”概括地说，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说有三个要点：第一，知行只是一个工夫，不能割裂。第二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：知是行的出发点，是指导行的；行是知的归宿，是实现知的。但王阳明虽然讲知行不可分，实际上他更重视力行实践的工夫。所以其后学黄宗羲在解说王阳明“致良知”说时作了“致字即是行字”、“必以力行为工夫”的解读，则“致良知”便是“行良知”。第三，知行工夫中“行”的根本目的，只是要彻底克服那“不善的念”而达于至善，这实质上是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。
四是“亲亲仁民”的“民本”论。这是王阳明良知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。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《大学》首句改本“在新民”之说，而坚持《大学》古本的“在亲民”之说。他指出：“‘亲民’犹孟子‘亲亲仁民’之谓，亲之即仁之也……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’，‘修己’便是‘明明徳’，‘安百姓’便是‘亲民’。”（《传习录上》）王阳明“亲民”说的基本思想，是保民、爱民与富民，以民之好恶为好恶，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，即是“明德亲民”。这明显继承了孔孟“仁政、爱民”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“民本”特质。
《传习录》的当代启示
王阳明《传习录》阐述的良知心学，充分体现了王阳明以“良知”为核心价值的道德人文精神，以“知行合一”为核心命题的力行实践精神，以“折衷朱陆，会通佛老”为特色的多元兼容精神，以“亲亲仁民，修己安百姓”为治道根本的民本精神。这些基本精神对于当今重建道德信仰、治国理政的实践具有如下启示与借鉴意义：
第一，阳明学确立以道德良知为核心的道德人文主义，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、物欲横流的社会弊端是一剂对症良药。我们应摈弃竭泽而渔、破坏生态的功利主义发展观，提倡“和谐用中，适度可持续”的发展观，重视生态文明与心态文明的建设。第二，阳明学提倡“明德亲民”、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，对当今社会建立民主仁政的治理模式具有启示意义。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，修身立德，多讲“以德兴国，以文化人”的含文量，少谈以GDP为唯一发展指标的含金量，真正做爱民、保民、富民、安民的民之表率。第三，阳明学折衷朱陆、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，体现了一种“多元和谐”文化观，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、沟通提供了儒家式借鉴。第四，阳明学“知行合一、力行实践”的精神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，矫正知行脱节、浮躁腐败的官场恶习提供了具有警示性的思想启示。
总之，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，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。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其时代价值并加以发扬光大。(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兼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、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 吴光）